谢传姣

据说郭爱兵一直觉得我喜欢他是因为谢传姣这么说。谢传姣这么说是因为她对刘伟涛有意思，而当时刘伟涛和贾一帆都跟我关系还不错。谢传姣是中国日报社山东记者站的，只在北京总社呆半年。她是个比徐晓丹更八卦的人，我不知道是她太聪明了还是郭爱兵智商太低，竟然会平白无故相信她这种空穴来风。不过一般人都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
（待续）

招摇撞骗

不知道是因为从我小时候身边的某些烂人那里学来的坏习惯，还是因为我不太关注身边的琐事从不进行回应，有些人总是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
经济部的戴琰算是一个。不过因为她在我之后接手跑外经贸部，还可以理解。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惯常现象。只要她没有太过分，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另一个就是徐晓丹了。也是99年进报社的，刚进报社的时候在特刊部。所谓特刊其实是广告的一个变种，只不过可以做得像报道一样，版名也有多种。听她八卦可以听到很多东西，比如特刊部和广告部的纠纷，王雅娜很得部门主任欢心，他们部门里那个什么霞还是什么君业务做得多么好，他们部门里有人怎么抢别人业务，冯启华管教起男朋友来怎么有手段，赵仁锋是高干子弟，侯明娟在香港的时候差点婚外恋等等（后两个是后来听说的）。那个时候她总想自己开发一个什么报纸，还请过我陪她一起到三里屯一个酒吧跟什么人谈业务。当时我只是点了一杯红粉佳人的鸡尾酒坐那儿听他们讲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业务。
刚进报社的时候，听说徐晓丹向领导提出过一个建议：记者采访的时候带上一个广告部或者特刊部的同事。这个想法不要太美啊：恶名声记者都背了（有偿新闻），钱都是广告部或者特刊部的挣去了（他们挣钱比写稿快多了）。后来风闻，徐晓丹说是我想自己办个报纸（事实上，我有吞并中国日报社的打算，只不过不是在进报社的第一年。），而且说那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其实是徐晓丹在向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前后跟我提起过，不过她说的是：某领导说了，今后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要带上一个广告或者特刊的人，以有利于报社的经营。好像我当时的反应是：是吗？这不太好吧？那中国日报社不是明目张胆地搞有偿新闻吗？
后来我跑轻工业，有一次田老师叫我联系采访一下一个珠宝城，还给了我电话。我约好采访去了以后，才发现那个人以为我是要钱的。后来田老师问起来，才知道是徐晓丹找了她派给我的活，没敢直接找我估计是因为之前郭爱兵让我帮他发一条消息我没干：都是一个报社的，他又不是不认识丁学梅，我说话也不比他管事儿，干吗叫我去说呀，他做人情让我担个发关系稿的名，想得也太美了吧，如果不是关系稿，该发的谁说丁学梅都会发的。我就如实跟田老师说了：人家根本不是要找人采访，以为我是要让他们做特刊呢，所以我问问题他们根本不理我。我不知道徐晓丹怎么跟人家说的，不会想的是我在经济部写稿，她再按特刊朝人家要钱吧？还有这种美事儿啊？有传闻徐晓丹拉特刊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好像她是个领导似的：等下我派个记者去你们那儿采访一下。估计那次我就是那个被派去的记者了。
再后来我跑外经贸，各使馆也由我负责，听说徐晓丹也就开始负责到使馆那边拉特刊了，经常有意无意地向我提起什么什么使馆联系她了。不过我一般不主动联系使馆，都是他们有活动通过总编室或者田老师或者直接找到经济部联系我。有一些使馆经常有事没事就办个鸡尾酒会什么的就叫我参加我一般都不爱去。（徐晓丹也约我去过我没去，田老师还问起过我怎么不参加使馆的活动，我说不能写稿的活动我一般不参加，尤其是有稿子要写的时候。）反正和徐晓丹就是各人做各人的工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听说徐晓丹买房的首付找报社好几个人借钱了，我希望她没有再一次打我的旗号招摇撞骗，因为从很多人给我送行请吃饭这点来看，我知道我在报社某些同事那里还是有些信用的。如果现在已经没有了，至少曾经有过吧。想来她也不至于，因为她说过她男朋友严安是个什么厂的厂长的儿子。而且她给我看过她家人的照片，在一栋挺豪华的房子里，她说是她妈妈的朋友家。有这样的朋友，想来自家也不会太差，不用冒别人的名义到处借钱了。 （不知道她妈妈是不是改嫁过，因为她有个特别土的姐姐，据她说是亲姐姐。她买房子的时候她妈妈来帮她铺地板革，看着倒是个朴实能干的劳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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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也是第一年到报社的时候。田老师问某个短讯是不是我写的，说出错了，数字少了个零。我很惊讶，以为是我马虎了，赶紧查我的原文，发现是对的，再查传去经济部的时候，发现被丁学梅传到国际部编辑那里的时候也还是对的，我就没再理会这件事了。后来听说郭爱兵曾经进过国际部编辑的网上工作区，在文章下面留下了他曾经保存过文章的纪录。本来他是没有进入那个工作区的权限的，是他找技术室的贾一帆要了权限。后来有传闻领导问郭爱兵这件事的时候，他先说是我打电话给他叫他帮我改的，后来又说是我联合了贾一帆陷害他。不知道我是怎么突然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的，以前不知道，而且发生了以后就忘了，也没多想过。刚知道出错的那天，郭爱兵还说他错把黄河翻译成Huang River了，挨了领导骂。我也就说了我出错的事，不过田老师只是说了一下。他就说可能因为我是个女的，田老师才不好太严格的。我说我查了我的原文和丁学梅传去国际部那里的都是对的。哦对了，听说好像他就到经济部在国际部的工作区里，把他自己的纪录删了，但是别人电脑里仍然有他曾经保存过那篇短讯的纪录。被发现以后他就说是我指使的，然后领导问他怎么有我们部门的权限的时候，他又说是我和贾一帆联合害他。 然后他就举报了我向贾一帆要了一个新的工作区的事情。之前我用的是一个已经离社的人的工作区，是她的姓Ye，我不高兴就让贾一帆给我新建了一个，但是进不去我们部门在国际部的工作区，我让贾一帆给我权限他没答应，说不能随便给。后来田老师问我，我就跟她实说了，说还是用的原来的那个，因为新建的进不了国际部的工作区。后来听说田老师问起我是因为又有一次有人用那个账户改动经济部的文章，擅自传到了国际部那里。但是那个工作区的密码太简单，贾一帆曾经在和大伙儿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过，让我改我也没改，因为进不了国际部的工作区我就不用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是从哪台机器上做的案。不知道是谁这么费尽心机，真够累的。
现在想来，郭爱兵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心要害我，只不过我从来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经常叫我过去他那边，说有东西给我看。好像那些黄色内容也是那个时候给我的。不记得那时候是这件事之前还是之后了，也不记得这件事是郭爱兵叫我帮他发短讯之前还是之后了。看过的东西有《大话西游》里那段经典台词（当时我还没看过那部电影），路透里的女模特等等。后来有一次我过去他那边，站着说了会儿话，他突然说朱宝霞给他的什么材料不见了，问是不是我拿了，还挺生气的。我就说我拿你那个干什么，你自己再找找，然后他就在自己的电脑主机上找到了，还非说是我放那儿让他找不到挨朱宝骂了。好像就是这件事以后我就不怎么去他那边了。不过这件事我也没怎么放在心上，觉得是生活中的琐事。不知道他是不是向领导报告了，说我捣乱他工作。但是很明显是他叫我过去的，他应该没法赖在我头上。不过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了。现在这么想是因为想到后来他就到我这边来说以后工作时间不要过去他那里了，还提议改用QQ。后来他叫我过去他那边说他国庆要去拍照片，问我想不想一起去，我都是坐在他隔间崔宁的位子上答话的，在他的要求下才走到他的工作间那里，说好啊，由他安排吧。然后才有了一起拍照片和到郊区去玩。
还记得跟郭爱兵有关的事就是他去伊拉克的时候，报社给了他一张十万美金信用额度的信用卡，他就叫我过去说想兑现，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那很容易被查出来的，劝他不要，只尽情开销多开几张发票回来好了。后来听说他先是告诉别人说我给他支招儿让他把钱兑现，估计他有点想上纲上线说我这人不好，别人说是不是玩笑话，然后他就改了口又告诉另一个人说是我让他尽情花，说我这人老想占公家便宜什么的。我考，姑奶奶还替公家做了那么多免费的贡献呢。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坐在孙尚武旁边，向领导要求搬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有时候过去他那边也是因为我路过吧，可能他就说这样人来人往地影响了他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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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记得的在报社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戴琰坐我背面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电脑硬盘被人格式化了，幸好她都有备份。我离开报社前，有一次发现姜晶晶把本应该给我的奖金记到戴琰那里了，丁学梅露记了我的月度好稿奖。也是那个时候，一个外经贸部下属的协会给我的材料不见了，我又朝他们要了一份。外经贸部新闻处的人打电话来说我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戴琰告诉他们说我马上就要走了，我说是这样的，就要由她接手了，我们领导也都知道了，正要通知他们。
还有就是跟徐晓丹闲聊各个部门的时候我说过我觉得采编人员是报社的core，发行广告特刊替报社挣钱，行政人员是supporting stuff，少了哪个部门都不行。说起这个好像是因为徐晓丹说到广告部和特刊部之间的纠纷，说各个部门互相倾轧。我说应该合作更多吧，广告部有时候会请我们部门吃饭，还经常找我们部门领导帮忙发稿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番话才引出了后面她向领导建议的那种合作。好像我说到觉得广告部和特刊部分开是有点重复建设了，如果广告部的客户要做特刊怎么办。不知道她是怎么向别人转述我的话的，反正后来商业周刊就从经济部分出去了，而且据说领导试图让广告部的人不能做特刊，特刊部的人不能做广告，不知道跟我的这番话有没有什么关系。
徐晓丹说到特刊部的领导偏的时候，我说田老师和常老师还好，觉得虽然应该五个手指有长短，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领导应该没有太大的偏向。我说觉得常老师采编的业务好，田老师擅长搞行政，两个人配合得挺好的。不知道怎么，我说了这番话不久之后常老师就被调到其他部门去了，田老师开始给大家找题目甚至自己写稿，总编室也开始写稿。（对此，我颇有微词，觉得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职责，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自己的事情都没做好还要招揽别人的业务。好像曾经跟戴琰说干脆总编室的人到经济部来，经济部改成总编室算了。）
好像当时徐晓丹问我们记者之间没有什么业务被抢的不愉快吗，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beat，一般都是各人忙各人的，很少会去抢写别人的beat，也没什么太多的为了业务问题的不愉快。她就问我没有说有些口儿比另一些口儿好吗？我说虽然有些口儿因为公司多好跑有车马费，能经常借机出国转转，但是不好发稿不好写大稿子。像轻工外贸等等，都是清水衙门，难跑但是写的稿子一般都是可以做头条的。她问我比如说哪些口儿比较好，我就说了IT，她问谁跑IT，我说陈志明侯明娟刘白家。她还很仔细地问了侯明娟都去过什么国家。
不记得是同一次还是另外一次了，徐晓丹说觉得做行政的人还有好多领导不干活却拿那么多钱。我说做行政很烦琐，有的人就比较擅长，比如田老师，每天开会，要换了我肯定觉得烦死了。而且领导之所以是领导，必有其可取之处，或者有过汗马功劳，或者没有功劳有苦劳，肯定是有非领导们的不及之处，能做非领导们做不到的事。我好像还举了田老师做例子，说我们部门每个人都敬佩她，觉得她对大家还比较公正，而且很维护部门的正当利益。我觉得领导就应该比下属拿得多，要不然谁还会努力从而成为领导啊。我不知道徐晓丹是怎么跟别人转述我的话的，是不是又把她自己的想法加给我了，借我的口胡说八道了一番。反正觉得她有居心叵测，挑拨离间之嫌。
我倒是说过觉得好多人写稿写得好了就做了领导了或者离开报社了，从此不写稿了，觉得挺可惜的。好像田老师说过中国日报社是外企的摇篮，把人培育好了人就走了，跳到外企去了。不知道是我说这话之后还是之前，好像是王传东还是赵少钦离开报社的时候的感慨，应该是之前，可能跟徐晓丹闲聊的时候我就转述了。但是我绝对没有建议说领导也都应该继续写稿。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徐晓丹把我和她自己来了个置换，把她自己的话和想法说成是我说的，并盗用了我的话和想法；另一种是她故意扭曲了我的话。

外经贸部（5）

2003年7月份，外经贸部在大连开会，还在中国日报上做了一个还是两个版的特刊。虽然我跑外经贸部，这特刊的钱我一分都没拿到。我到大连那边负责组稿以及跟外经贸部联系，田老师在北京负责发版。头条是欧盟驻华使团主动向我要求采访，去之前就安排好了的，所以很顺利。同去的人也都很合作，写稿很快，八点多钟稿子就都传回报社了（专家改完了，就等着上版了，没有大连那边的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和戴琰就去做按摩了。（后来发现那什么按摩啊，骗人。）回来后田老师说她这边忙到半夜才完。专家对稿子也没问题，不知道她怎么忙到那么晚，她也没多说。外经贸部是傅艳带队，说了一次报纸怎么十点多了还没送到参会人员的房间里。我问了大连站长说因为那边没有发行点，在等从北京来的航班空运报纸过来，我就跟傅艳回了话，说负责发行的人说了会尽快送到。
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张蕾针对我，故意出难题使我没法工作。2001年外经贸部在苏州开会的时候由她负责媒体，会前她特意叮嘱这次会议的报道必须等外经贸部通稿，不能随便改动，不得发其他稿件。我说了英文媒体的特殊难处，她很不耐烦地打断我说呆会儿再跟我单独讲，就招呼别人去了。我当时因为其他的事心情不好，再加上本来就有发言稿，我就跟着去参观同里的车去同里了。谁知道正好坐在当时的浙江省长习近平旁边，因为其他地方的位子都坐满了。我当时对习近平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老婆是彭丽媛，还是别人提醒才知道是他。他问我怎么不参会，我说外经贸部有通稿，而且有要求不能随便发稿；他问如果参会多一些背景资料是不是会有助于理解，我说都有发言稿，心想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就不来了，让外经贸部传真通稿回去。后来有人问我要采访习省长吗，我又重申了一遍外经贸部的要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心情很郁闷，没心思采访，何况我对习省长一无所知。不是我故意怠慢他或者告外经贸部的状（他又不是外经贸部的上级）。
还有一件事，是2001APEC会刊期间的。任侃叫我到外经贸部新闻处所在的大楼去送什么东西还是取什么东西。进去后见到马德志，很惊讶我怎么就过了安检了，说我的证件不能进那座大楼。我说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他们外经贸部新闻处通知了安检的人才放我过去的。马德志便说要把这个情况汇报一下，叫他们加强安检。然后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主动帮我安排了和他们外长在希尔顿饭店大堂的采访，我按照大会指南要求的程序向安检部门申请批准，可是到了约定的采访时间还不见回复。我只好带了证件去了约定地点。离约定时间还早，我就坐下来考虑要采访的问题。这时候一个保安过来问我，我说了和新西兰外长约了采访，也按照程序通知了组委会的安检部门。可是那个保安说他没有接到通知，我说可能时间太紧了还没来得及通知他，问他能不能查一下，还给他看了我的会议证件和工作证。那个保安坚持他们必须保证外长的安全，没有通知不能让我采访。我只好打电话给新西兰领馆的人，他说他们外长可以接受采访没有问题。我转告了那个保安，说我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大堂，可是他还是胡搅蛮缠不讲理，我只好继续准备采访不理他了。采访完了以后，又有一个保安拦住我不让我走，命令我坐下，开始了另一轮的盘问。我仍然很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他仍是不依不饶的纠缠，就是不肯放我走。我就怒了，拿起桌子上的烟灰缸砸了几下桌子，站起来就走人。那个保安还是拦住我不放，我就开骂“他妈的”了，惊动了大堂经理，她才让我走了。回到采编室，我仍觉得委屈，没按程序过安检就冲了进去放声大哭。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否马德志捣了鬼，事后也没有任何说法。没有领导批评，我也不觉得主要责任在我。

外经贸部（4）

我记得最初联系外经贸部的时候几乎每次打电话给张蕾，她的回答就是“这个不能说”，“这个也不能说”，“这个还是不能说”。所以每次放下电话都很丧气。再有就是她经常说一定要严格按照通稿发稿。（她好像只针对平面媒体和通讯社，不知道电视台广播台都怎么办的。）他们的通稿一般是新华社写，中文的，很不符合英文媒体的写作习惯，有些说法在英文里根本没有。（当然我的写稿风格也受到过刘伟玲任侃的批评。2001年中国日报社承办APEC会刊的时候，任侃因为我改了新华社的通稿都跟我急了，说我政策性差，生气地派给别人了或者他自己写的。加上我当时本来就心情不好，还跑出去哭了一场。我想每个人的风格不同。我有点偏向于不太喜欢那种四平八稳的稿子，总想换换开头，所以对任侃还是挺不服气的，觉得他是在领导那儿受了气拿我撒气。）2000年度媒体见面会前我向朱英璜汇报的大致就是这些。朱英璜后来对他在会上和会后的发言似乎有些懊悔冲了点儿。我反倒觉得他讲话含含糊糊的很隐晦了，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们讲话比较圆润比较有技巧。（报社派人参加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能派个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去的，因为觉得外经贸部这样的衙门很注重级别，副部长说话和司长说话的分量不一样。有个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参加与其说对我个人的工作开展有好处，不如说对报社的整体发展有好处。而且，我想外经贸部开会也不是为了听好话打哈哈的。后来外经贸部新闻处态度改进以后报社再派领导参加这个会都是和我分开去的，我也就一直都没有机会说他们好话。）
不知道张蕾他们家是不是祖祖辈辈都是官，当官当惯了所以总想管着别人。最初联系外经贸部的时候曾经有规定所有外经贸部的稿件必须经过他们处审批：先发采访大纲，然后等他们的回复，写完稿子最好再让他们看看。这样一套程序下来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新闻早变旧闻了。不过这种管制后来宽松了些，可以自己给各个办公室打电话问问题了。而且后来也有了比较懂业务的人，会简单回答一下，告诉哪个处室的业务，或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说，能说到什么程度等等。但是张蕾一直都是想管着别人。我感觉有点针对我，总是想管着我，嫌我不听话。比如一起到国外考察的时候，跟那些中国的外交官或者中国公司外派人员见面的时候，她就一会儿嫌我问题太多了，一会儿又嫌我跟其他记者讲话不理那些人了。在伦敦，没什么安排的时候我要去看看泰晤士河坐坐地铁也遭到极力反对。我想她可能怕出事。可是怕成这样也有点儿过分了。既然这么怕，干脆死了算了，还活着干嘛。出门儿有可能被车撞死，吃饭就有可能噎死。估计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升迁大多靠熬年头，只要不出错就行。还有就是她可能有种风头被抢的感觉。其实我不是那种有事没事爱跟领导套近乎爱出风头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会碍到她。
感觉她有种错觉，好像她是我的上级领导。别说外经贸部和中国日报社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了，就算她是我们报社的领导，也不能像对待他们家童养媳似地对待我吧。每次出差我都喜欢顺便四处看看，说起来我挺感谢提供这种出国考察机会的单位的。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可以就此高人一等了，那对不起，欧盟驻华使团两次请我出去我都没去呢。也就是说，咱还没稀罕出国稀罕到拿人格交换的地步。

外经贸部（3）

当时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跟那个记者聊天，没想过要给谁指点工作。不过有可能那个记者闲聊的时候就把这话传到了外经贸部什么人的耳朵里。不知道他们听了以后是不是茅塞顿开，工作思路立即清晰了很多。感觉外经贸部新闻处的态度就渐渐有了变化，会经常开开吹风会安排个采访什么的。
我想这么做是件对外经贸部和各新闻媒体都有好处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外经贸部新闻处那个张蕾怎么回事，处处挑剔我：着装（傻逼，我说的是我们报社不像外企那样要求化妆穿西装，所以可以穿得休闲点。可是我每次出去参加活动都是很注意地化妆穿休闲正装的。参考了时尚杂志里介绍的OL办公室衣着。非要像烂婊子似地穿黑色西装才行啊？姑奶奶正当妙龄，不想学烂婊子扮寡妇。）；言行举止（拜托，我又不是参军，没必要什么都跟你一样吧？真他妈的有毛病。）等等等等。在我跟外经贸部的接触中，我一直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张蕾对我的这些批评明显是鸡蛋里挑骨头，很有人身攻击之嫌。
我不知道外经贸部新闻处是否曾经试图封杀我，因为我跑外经贸部后不久任侃就让我告诉他们我们报社从来都是派最好的记者跑外经贸部。马德志通知我去上海出差的住宿要自己承担时，我说我们报社一般这种需要自己付费的差都不出，所以我需要问问领导再决定。我当时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或者包含任何威胁意味。后来田老师就让我告诉他们以后只要是外经贸部的活动，即使需要我们自己付费，也要通知我们，我们也会派人去的。还有就是第一次我参加的外经贸部与各媒体领导的年度见面会上（2000年底），报社派车让我跟朱英璜去的，好像还跟马德志要了个停车证。朱英璜因为我说了外经贸部的态度太冷淡管得太死，在会上的发言挺严厉的，后来他说他这样做不一定对我的工作有利。第二次和第三次年会的时候，外经贸部的马德志或者陈荣凯打电话说邀请函传真到总编室了，希望我们报社能派个级别高点的人，比如总编副总编什么的参加，我向田老师和总编室反映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不在我。
其实对于派谁去，是否派车，是否安排部长专访，我的在乎都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只是简单的工作需要。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尽心尽力把它做好。说实在的，外经贸部新闻处的通稿都很无聊，感觉写有意思的报道还需要自己挖。好像常老师有一次说外经贸部给CNN安排了一个部长专访，我说不知道，没看到，外经贸部也没有通知我。我觉得做为一个年轻的刚接手的记者，他们不通知我活动和不重视中国日报社应该大部分不是我的错，我并没有在工作中有任何大的差错值得他们封杀我或者忽略中国日报社。我只是一个螺丝钉，所能做的很少。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尽量地做得很professional。
据说有一次部门吃饭的时候，我没参加，田老师说起来外经贸部对我很不满意，要求换人。丁学梅很讶异他们对我不满意，说要不行就让我跟刘百家换，我跑IT。说实在的，跑外经贸部确实是有点辛苦：坐车到外经贸部大约要两个小时，回来又要两个小时，如果堵车时间就更长了，可是外经贸部吹风会后经常不让写稿。不过这些抱怨的话我从来都没向外经贸部新闻处或者报社领导反映过，顶多就是跟同事发发牢骚，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换beat。

外经贸部（2）

刚到报社的时候我没有beat，常老师经常找一些题目让我写，很辛苦但是也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报道。（本来以为常老师只给没beat的新人找题目，有了beat就可以有新闻发布会或者自己想题目了，后来外贸组的张艳说常老师有时候也给她题目。但是据说常老师给别人题目，很多人都嫌太辛苦了不写。）后来王传东想把IT报道做大了，准备让我加入他们，（当时我跑纺织轻工），他还跟田老师提议过，没成。然后我就接手了贸易，田老师说是主任（朱灵）的意思。后来还听说主任以前也跑过这个beat，写过很多大稿子。因为我们报社是英文报纸，很多读者是外国商人，所以对外经贸类新闻很感兴趣。
刚开始跑外经贸部的时候，他们特别冷淡，顶多就是各种例会，很多活动不让参加，参加的还要等新华社的通稿，不能随便发稿。总之是一大堆规矩。感觉他们挺重视内宣的，但是不怎么看重外宣，好像把我们中国日报社当阶级敌人看待似的，总是提防着忽略着。 不知道他们是向来这样，只对中国日报社这样，还是针对我。
有一次其他报社一个跑外经贸部已经很久的记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中新社的余东辉）问我外经贸在我们报社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口儿，我说还算是吧，容易出大稿子，但是政府部门管得比较死，很多读者感兴趣的话题他们都不说。我们的工作，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国，帮助中国与世界沟通，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是有利的，但是政府部门总是三缄其口。如果是那些公司比较多的口儿，比如IT，很多公司为了宣传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公关部门或者雇佣公关公司跟媒体联系，对记者都客客气气好声好气的，还经常有车马费。因为做广告一个版就十几万块钱呢，而记者写的稿子因为其公正性独立性比广告的宣传效果更好。但是我们到了政府部门这儿，为了宣传他们的工作，得低声下气地求着他们，就这样他们还一副官老爷作派好大不乐意呢。那个记者说他们不敢说可能是怕我们乱说。我觉得这个担心更是多余了：如果政府部门做事堂堂正正的话，有什么必要躲躲藏藏的呢？知情权啊。而且，我们也是正规的大报，不会故意捣乱，以前又没有惹过什么乱子。再说，如果我捣乱遭到他们封杀，我肯定会被领导批评的。他便问我对这个工作满意吗。我说还可以吧，虽然挣钱不多，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经常出差各处看看觉得挺有意思的。尤其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还没考虑太多房子车子等现实问题。他便问我的收入情况。我说我们就是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加稿费，但是我们这批进报社的就不分房了。没外企挣钱多但是也没他们工作累。感觉媒体的收入应该是平面媒体不如广播台，广播台不如电视台，中文媒体不如英文媒体。他好像还问我媒体竞争的事，我说英文报纸现在还没几家，但是也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进来了等等瞎侃了一番。似乎还聊到找工作，说了说外企的着装要求，北京户口等等。